爱因斯坦说，像史怀哲这样理想地集善和对美的渴望于一身的人，我几乎还没有发现过。
　　
　　史怀哲在中国的知名度不是很高，但在西方，却称得上家喻户晓。
　　
　　他远赴非洲行医，不畏艰难险恶，创办丛林诊所并竭尽所能为穷困黑人服务50年。他同时是高超的管风琴演奏家，多次在欧洲和非洲巡回演出，以筹措维持诊所的经费，他著述丰富，思想深刻，有多种哲学论著。他不仅在理论上，更在行动力和实践上，成为当世及后来的环境保护、动物权利及志愿者运动的先驱。
　　
　　1953年，以78岁高龄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史怀哲已经在全世界享有崇高的声望。

顽童转性

　　
　　1875年，阿尔伯特·史怀哲出生于德国阿尔萨斯一个牧师家中。
　　
　　阿尔萨斯这个地方我们并不陌生，所有中国孩子都学过的课文《最后一课》的故事就发生在那里。普法战争后，法国痛苦地将阿尔萨斯让给普鲁士，那个乡村小学向祖国语言告别的最后一堂法语课，感动了全世界无数读者。
　　
　　少年史怀哲却并没有表现出什么过人之处。他的顽皮和不驯，颇令父母头痛，因为功课差，有一次校长甚至还把他父亲请到学校，希望他把这个顽童带走。情况在俾麦老师出现后有了转机。俾麦老师知识渊博，备课充分，课堂上的每一分钟都精心安排，他为史怀哲打开了一扇知识和思想的大门。从此这个耽于幻想的懵懂少年转了性，爱上了读书和思考。
　　
　　有几件小事，颇能显示少年史怀哲敏感内省、淳厚正直的天性。他很排斥衣着上的与众不同。父亲用自己的旧外套给他改制了一件披风，穿上很合体，俨然一个小绅士，但村里其他同伴都没有这样的衣衣服，他就坚决不穿。母亲带他去买帽子、手套，他总是执拗地选择与其他孩子一样的廉价货。
　　
　　有一次，同伴邀他用弹弓去打鸟。可是，就在同位拉紧弹弓瞄准小鸟的一刻，史怀哲后来回忆，突然远处传来教堂的钟声，“这声音好像来自天上”，深深震憾并打动了他，他丢掉弹弓，大喊着吓走小鸟，然后掉头奔回家中。
　　
　　这以后，他再也不去参与打鸟钓鱼这类残忍的游戏，也不再介意被同位嘲笑讽为“多愁善感”。多年以后，史怀哲在非洲丛林中完成了著作《敬畏生命》，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生命观，所有生命都是神圣的，因此每一个生命都有不可替代的价植，一个人在伤害到其他生命时，必须判断这是否基于生活的必须而不可避免。

多才多艺

　　
　　中学毕业后，史怀哲进入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就读。
　　
　　斯特拉斯堡大学是歌德的母校，生物学家巴斯德也曾在这里执教，学校风气开明，思想活跃。在大学里，史怀哲在哲学、历史和音乐方面的天赋很快就显露出来。26岁，他不但顺利获得哲学和神学博士学位，而且在音乐演奏、理论研究方面崭露头角。在他刚进入大学那一年，有一次遇到当法国著名的管风琴家魏多，这位大师级人物在听了史怀哲的演奏后，大加赞赏，一改只收音乐专业学生的惯例，破格收他当了学生。
　　
　　30岁之前，史怀哲完美地完成了几乎所有的人生功课，拿到了博士学位，出版了《康德的宗教哲学》、《巴赫传》等著作。后来他还拜杜劳特曼为师学习钢琴，后者是李斯特的高足。毕业后，母校邀请他回校任教，尼古拉教堂聘他做神职人员，他的老师魏多则认为他在音乐方面将来必成大器，会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
　　
　　沿着这条轨道走下去没有人会怀疑史怀哲将成为一名出色的学者、牧师、艺术家，在富足、优雅的生活中有所作为地度地一生。但史怀哲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走向，让所有人认识他的人都在吃一惊。

三十学医

　　
　　这一切都发生在1904年秋天的一个早上。
　　
　　史怀哲无意中看到一篇文章，讲述了法属赤道非洲严酷恶劣的生存状况，当地迫切需要医疗服务，并召募前往这个地区服务的自原者。他突然发现自己要做什么了，他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父母和朋友们。一个神学教授，去做医学院的学生？父母亲友强烈反对；学院的院长根本不接受他认为他脑子进了水，建议他去看精神病医生。经过四处奔走努力，他才获得旁听资格并被允许参加考试。
　　
　　即便再聪明，三十学医，都太晚了一点。化学、物理、动物、植物、生理学、药理学、解剖学、临床诊断……门门课程和考试，再加上神学教授和圣尼古拉教堂的牧师工作，他是怎样熬过来的？史怀哲后来用“身心疲惫”、“生命的每一分钟都被填得满满的”来概括这一段生活。直到1913年，38岁的史怀哲才拿到了医学博士学位。

仁心仁术

　　
　　1913年，史怀哲和新婚妻子海伦·布勒斯劳以及筹办诊所的70大箱行李一起，踏上了遥远而陌生的非洲之旅。经过一个月辗转可怕的水陆旅途，最后，一条独木舟载着他们到达目的地——兰巴伦，当时的法属赤道非洲（1960年独立为加蓬共和国）。
　　
　　那是一个辽远、富饶、充满神秘感的原始丛林，也是一个蚊虫肆虑、物资匮乏、穷困无助的蛮荒之地。史怀哲原准备用两三周的时间来筹备诊所，但医师到来的消息不胫而走，病患蜂拥而至。无奈 ，他只好把自己所住木屋边原来的鸡舍充当临时诊所。
　　
　　从一开始，史怀哲的丛林诊所就是完全免费的，不仅诊治、医药完全免费，病人就医期间的食宿日用也是免费的。
　　
　　每天一早，从各处赶来的病患就挤满院子。史怀哲找来一个做过厨师懂一点法语的黑人充当翻译，不厌其烦地将诊所规则念给他们听：一、不得在诊所附近随地吐痰；二、不可大声喧哗；三、装药的瓶罐用完后必须归还……
　　
　　病人用药，叮咛再三，还是会搞错。他们总是自作主张的将分几天吃完的一瓶药一口气灌下去，要不然就是把内服的药末涂在身上，或者将外贴的膏药吞下去。黑人很少吃药，因此往往见效神速。特别是一些折磨他们多时的疾病，药到病除，令他们备感惊奇，把史怀哲尊崇为“欧刚加”——巫师或者神人。医生的名气迅速传播开来，来看病的人越来越多，有人甚至从300多公里外划着独木舟花一星期时间赶来看病。
　　
　　从早到晚，史怀哲已经无法停歇下来。
　　
　　妻子海伦·布勒斯劳与他共同承担着生活和工作的重负。她除了日常家务，还要管理药品，并协助医生诊疗。非洲严酷的环境和长期劳累，在后来的日子里，严重损害了她的健康。
　　
　　病人太多，带来的药物两个月后就告罄了，史怀哲不得不紧急求救。支撑诊所的资金都是他在自己的朋友和教会那里筹措到的。筹款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吃闭门羹，遭到委婉的或断然的拒绝都是常事，而史怀哲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他将遭到拒绝、面对挫折视为正常，而同时也把自己不懈的坚持和努力视为正常。在此挫折里，他13次进出非洲，在欧洲等地巡回开展管风琴音乐会、四处演讲，募集经费。

敬畏生命

　　
　　史怀哲遭遇的困难不仅仅在金钱方面，文化上的差异也不易应付。
　　
　　那时非洲的欧洲殖民者们普遍对黑人抱有偏见，认为黑人懒惰，偷窃成性而且没有责任心。史怀哲并不同意这种看法，但他必须面对遇到的问题。有一次，史怀哲发现诊所里一只木箱遭了白蚁，他急忙叫工人丢弃到河里，否则会殃及整个诊所。工人答应了，但当夜里他忙碌完毕去查看时，木箱却赫然与筹建诊所存放的木料放在一起，而其实距离河边不过10米远。
　　
　　扩建医院时，史怀哲请了几个黑人帮工。一连几天，进度工程非常缓慢，他非常吃惊。一位工人安慰他：“先生，别生气，生气是没有用的，要怪只能怪你自己。如果我们工作时，你在一旁监督，我们便会做得很好”。史怀哲后来认识到，这话千真万确，屡试不爽。
　　
　　充当翻译的黑人约瑟夫提醒他，即便离开几分钟，也必须把药房的门锁好。实际情形是，稍一疏忽，必定遭到偷窃。凡是有可能引起当地人兴趣的东西都要上锁，只要有工人在房间工作，史怀哲夫人就要留在附近。甚至每天厨房所用材料，米多少，油多少，也必须当面一一交付清楚。工人并不认为是侮辱，反而要求主人这样做，因为如此他们就免去了责任。
　　
　　这样的麻烦并没有让史怀哲对黑人土著名心生轻贱，他把这看作是文化差异性的表现。因为当地人并没有国家、法律、职业、储蓄这样的观念。在非洲作为主食的香蕉和其他食物都不难获得，因此他们只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出去工作。而他们对所从事工作的意思，其实并不了解。
　　
　　他们的财物观念头也与白人有很大不同。约瑟夫这样解释他的族人的偷窃行为：“对于不上锁的人，偷他的东西是无所谓的，这是他自己的错”。因此，约瑟夫只是提醒主人看管好自己的东西，并不指责偷东西的人。

非洲之子

　　
　　在后来的数十年间，史怀哲一直坚守着他的丛林医院，其间，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战火也燃烧到非洲丛林，医院曾被迫关闭，他本人也曾被关进俘虏营。但一获自由，他就又开始筹划重建医院。他不仅要做医生、护士，也要做泥水工，木工的工作。
　　
　　医院逐渐有了起色，他几度扩建，增加病房，并使精神病房、传染病房与普通病房隔离开。他很认真地摸索热带病诊疗技术与初级卫生制度的建构，建起了手术室、检验室，虽然简陋，没什么现代化医疗设施，但一切都经过他精心安排和设计，能够保证在低成本条件下为当地提供最大范围的医疗保障。
　　
　　有一次，一群热心人捐助医院9万法朗添置一台X光机。这的确是医院需要的，但他怎么建X光室？又去哪里找专门的X光医师呢？最后，他说服了捐助者，改为用这笔款项购买医院更急需也更切实际的药品。
　　
　　最困难的时候是二战时期。因外援中断，他的医院几度濒临绝境。在给友人的信中，他这样述说自己的心境：“我受尽种种煎熬，已心力交瘁，疲惫不堪……”但他却始终没有放弃。孤独而长久的坚持，史怀哲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也为他的丛林医院赢得了外界广泛的关注支持。当戴高乐的“自由法国”与维希政府军队在兰巴伦附近激战时，双方都很有默契，不伤及史怀哲的医院。
　　
　　1945年1月14日，英德两国还在进行最后的激战。而英国广播公司的电波里，传出的却是为史怀哲博士——一个敌国的丛林医生庆祝70岁生日的节目。到1947年，医院已经拥有45栋病房，除他本人外，还有另外3名医生、7名护士。
　　
　　1953年10月30日，史怀哲在兰巴伦听到了自己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之后，他把奖金全部用来改善医院条件和建立“麻风病区”。
　　
　　80岁以后，他除了为禁止核试验而短暂外出演讲外，一直生活在兰巴伦。他每日仍然工作，巡查病房、诊病，甚至进行手术。直到86岁，凡有大一些的手术，他仍然守在手术台旁给予指导。
　　
　　1965年，90岁的他说：“上帝啊！当跑的路我跑过了，尽力了，我一生扎实地活过了。”9月4日，充满博大爱心的史怀哲逝世，他被葬在医院旁边他夫人的墓边。简朴的墓前，经常有黑人来献上鲜花。

来源：《《情感读本》2010年5月中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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