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经典《论语》开篇伊始，便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可见，与朋友交往聚会是一种快乐愉悦的享受。

　　游走江湖，奔忙生计的人常常将一句民间熟语挂在嘴边：“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可见，朋友是除父母之外，最值得信赖和依靠的人。

　　近几年，在网络文学中流传着一条充满哲学意味，又颇具机锋智慧的短信：“亲人是父母给我们找来的朋友，朋友是我们给自己找来的亲人。”

　　总之，朋友和亲人一样，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种人际关系。古往今来，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贩夫走卒，也不论是正人君子，还是鸡鸣狗盗之徒，人人都是要结交朋友的。人的朋友关系与其他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语），构成了一个人具体生动的社会存在和丰富多彩的现实人生。那么，与其它社会关系相比较，朋友关系是一种什么样的人际关系呢？人为什么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结交朋友呢？我们应该怎样维护朋友关系，加深朋友感情呢？本人将就此谈一点粗浅的见解。

　　一、相应相求，广交朋友

　　人与人之间之所以形成朋友关系，中国传统文化概括为八个字，即“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外国的社会学研究，通过广泛的调查，总结为“内外接近原则”。也就是说，人由于共事合作、结伴娱乐、同路同行等外在的行为方式接近，或者由于志趣相投、性格相合、认识相契等内在的精神价值接近，就有可能互相自愿亲近，形成朋友关系。这就表明，朋友关系是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自由选择而建立的一种社会关系。

　　然而，与朋友关系不同，人的其他社会关系是不能自由选择的。第一，人的血缘伦理关系不能自由选择。人从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来到世间，他的父母和兄弟姊妹，以及所有父系和母系的亲戚，都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地存在着，或者已经预设地存在着。很显然，一个人对于自己的血缘伦理关系只能被动接受，不可能自由选择。而且，人的血缘伦理关系都是纵向的联系。父子祖孙、叔伯子侄，上下延续，尊卑有别，并且各自还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即使是同一辈分的兄弟姊妹也存在着长幼齿序，必须遵循兄友弟恭的原则。

　　第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角色关系是由社会的基本生产方式及其所派生的社会组织结构所决定的，个人不可能随意改变这些关系。当然，一个人对于自己担当什么社会角色可以有自主选择的权利，通过努力也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目标。然而，一旦选定某一个社会角色之后，他与其他角色所形成的社会联系就受到既定社会秩序的制约。人从牙牙学语进入幼稚园，再依次升入各级各类学校；学生阶段结束后又进入到社会的各种组织机构中工作。在人生的各个阶段上，人固然要努力奋斗，尽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选择。这些对于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的选择所指向的是自己近期或远期的功利目标，尚未触及到人与人之间的个体联系。即使是一个社会的自由度再高，一个人的能力再强，甚至可以随心所欲地“爱一行干一行”，而当他进入到某一个社会组织机构中，他与其中成员所结成的关系就是广义的生产关系。依据马克思主义原理，人进入社会所面临的生存环境和各种社会关系，是社会历史自身矛盾运动的客观结果，每一个社会成员首先只能服从它，适应它，然后才能逐步改造它。（这属于另一个范畴的社会科学问题。）因此，在人生历程中所形成的各种同学关系、同事关系、同袍关系、师生关系、上下级关系以及主从关系、买卖关系、甲方乙方关系等等，都是不以个人亲疏好恶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客观社会关系。处在这些社会关系中的每个社会成员的首要责任是履行自己的社会角色职能，相互之间既有必需的合作协调，也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竞争对抗。

　　人为什么在已经具有的血缘伦理关系和社会角色关系之外，还要去建立朋友关系呢？这要从人的本质属性出发进行理解。马克思指出，与动物不同，人是一种具有自觉自由本质的族类。这就是说，面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各种客观必然性制约，人总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去进行超越，或者是调整改变它们，或者是丰富补充它们。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获得，一切自由目的的实现都由此而产生。人际关系的建构也是如此。 如果人完全服从于，受制于上述那些既定的人际关系，是不自由的。人在努力改善、调整这些关系的同时，（这属于另外范畴的社会活动）还将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自觉主动地建构一些新的人际关系，以求对客观既定的人际关系进行丰富和补充。因而，这些新型的人际关系的内涵与上述客观既定的人际关系是有区别的。首先，它要摆脱各种既定的血缘关系和社会角色关系所规定的上下尊卑秩序的约束，寻求平等自由的交流对象，因而这是一种横向对等的社会联系。其次，在这种横向对等的社会联系中，人也摆脱了血缘关系和社会角色关系所规定的各种责任和义务，而是以或多或少的价值认同作为联系纽带。因此，这种新型人际关系的内涵主要是：精神上的相互交流，情感上的彼此慰藉，心理上的共同愉悦，行为上的协调配合，而不是秩序上的管理与服从，功利上的交换或分配。至于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相互之间发生的功利取舍，既不存在权利义务的规定，也不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而完全是由于思想相通，情感相依，心灵相应，而心甘情愿作出的奉献乃至牺牲。（所谓“士为知己者死”、“为朋友两肋插刀”。）这种人际关系就是朋友关系。

　　正因为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领会到朋友关系的主要内容是精神相通，情感相依，心灵相应，所以在现代人的婚恋生活中也饶有趣味地运用了这个概念。过去男女青年缔结婚姻关系之前的择偶过程，往往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决定，主要考虑的也是门当户对之类的功利关系，很少尊重男女双方的主观意愿和感情倾向。社会进步到婚恋自由后，青年男女择偶一般都是自觉自愿，自主自由的。他们的择偶标准一般也都是寻找情投意合，志同道合，志趣相投，体貌相当的异性对象，主要的并不是功利交易。因此现在的人们都约定俗成地把择偶过程称之为“谈朋友”。网络上各种名称的“交友”网站实际也就是婚恋择偶的平台。

　　如果把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比喻为一张网，那么，人的血缘伦理关系和社会角色关系便是纵向的经线，由它们确定了社会的基本秩序。长幼尊卑，上下主从，各安其位，各司其职。而人与人之间的朋友关系则是这个网络中横向的纬线。只有经线，没有纬线，不能编织成网络。朋友关系是对血缘伦理关系和社会角色关系必不可少的连缀，补充和丰富。一个没有朋友的人是孤独寂寞，压抑苦闷的。一个过分强调阶级关系或者等级秩序，而排斥朋友关系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淡漠、生硬、紧张的，其社会秩序实际上也是脆弱的。我们国家那一段“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岁月给人际关系造成的深层伤害至今也还没有完全消除。但是，纬线也不应该替代或者纠缠经线，否则，社会秩序就会成为一团乱麻。譬如，家长、老师、领导与子女、学生、下级之间，由于某些方面的志趣相投，思想相通，达到了平等相待，互吐真情等程度，就增添了一层朋友关系。这一层朋友关系淡化了他们之间的角色紧张感，增加了亲和力。但是如果超过分寸，各自完全放弃了角色身分，形同哥们伙伴，就会生出许多尴尬和笑柄。同样的道理，生产经营者和党政公务员也是可以交朋友的，但是如果用朋友关系替代了各自的角色身分，双方进行法律所不允许的功利交换，就产生了官商勾结，钱权交易的腐败。

　　我们中华民族注重交朋友，珍视朋友关系是具有深厚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渊源的。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社会是一种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社会，从家族到国家，同质同构，等级森严，并由此衍生出一套系统完整，繁文缛节的礼仪制度。尊卑贵贱，长幼上下，各有规定的名分，不能越雷池半步。生活在这种严格的纵向社会秩序之中，人必然渴望在横向上拓展平等亲和，相知互信的人际关系。汉乐府民歌中“结交在相知，骨肉何必亲”（《箜篌谣》）的诗句，就唱出了人们的这种心声。也正是为了缓解这一套纵向等级体制的内部张力，增强凝聚力，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提出了以“仁爱”为核心的待人态度，以“中庸”为标准的处事原则，以求得人际关系的横向亲和力。《论语》本是一部并无严密逻辑构架的语录体著作，可能正是出于表达这一伦理思想核心的需要或者是文化心态的下意识作用，把表达朋友相会的快乐的语录排在了开篇第一段。随后又辑录了孔子许多关于交友的指导思想和行为准则。在比《论语》更早的《诗经》中也保存了许多从黎民百姓到奴隶主贵族渴求朋友，善待朋友的歌谣。例如，“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相彼鸟矣；犹求友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听之，终和且平。”（《诗经·小雅·伐木》）至于“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投之以木瓜，报之以琼琚”之类的诗句，则是中国人对待朋友之间的交往，不讲等价交换，更以情谊为重的形象表达。在当下的歌坛，以“朋友”为题的歌曲更何止千百首，尽管艺术上的文野高下，各有千秋，但都声情并茂地表达了当代青年珍视朋友之情的心声。

　　至此，需要进一步指出，处在同一个社会组织机构中的人们，即使角色身分相同，级别地位相近，也并不一定都是朋友关系。同学之间争长竟高，赌气逞强，同事之间明争暗斗，尔虞我诈等现象是屡见不鲜的。在现代史上，黄埔军校的学生，既是同学又是同袍，后来为了各自的社会理想和政治立场，分属于两个敌对的阵营，成为生死搏杀的仇敌。更是最典型的事例。对这些司空见惯的现象和人所共知的常识，之所以还要进行一番辨析，是因为处在同一社会机构中的人们，外在行为方式接近，已经具备了缔结朋友关系的基础条件，应该倍加珍惜。在此基础上，只要进一步求得思想上更多的价值认同，行为上更好的配合默契，心理上更深的交流理解，就能够成为真正的好朋友。事实上，同学、战友、同事之间结成朋友关系的概率和亲密程度比其他人群确实要大得多。

　　二、守正避邪，从善如流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生活经验告诉我们，社会上错综复杂的朋友关系也存在着各种不同类型的区分。

　　在划分朋友关系的类型之前，首先需要确立一个统一的划分原则。因为无论哪一种类型的朋友关系，总是因为某些方面的价值认同和行为接近而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在每一种类型的朋友关系内部，他们对相互之间的价值判断、行为准则和情感态度，一般是给予积极的肯定性评价。正如在审美态度上人们一般是“各美其美”一样，在对待朋友的态度上，人们也往往是“各友其友”的。即使是朋比为奸的同伙，在他们幡然悔悟之前，对自己内部的行为也是持肯定态度的。所以，社会上不同群类的朋友，价值取向和是非标准是有差异的。然而，我们应该明白，尽管朋友关系是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自由选择而结成的一种横向人际关系，是对纵向社会秩序的丰富和补充，但是它绝不可能替代人际之间的血缘伦理关系和社会角色关系。所以，划分和评价朋友关系最终也只能以建立在社会基本秩序之上的主流价值观和伦理观作为原则和标准。在主流价值体系看来，社会上各种群类的朋友存在着道德上的正与邪，志趣上的雅与俗的差别。在亲密程度上也存在着深与浅的差别。也正因为如此，有生活经验的长辈对晚辈结交朋友，常常总是用“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之类的警句进行告诫。

　　为此，对朋友关系的类型，首先要进行善与恶、正与邪的划分。但凡以破坏社会基本秩序，颠覆普世价值观念，践踏道德规范，侵害他人财物为契合因素，而纠结在一起的群类都是邪恶的。古代的草寇盗匪、朝堂朋党，现代的黑道帮会、市井无赖，都属于这一类。尽管他们内部也以朋友相待，有的甚至歃血盟誓，拜把结义，但终归为主流社会所不容，被正人君子所不齿。还有一些因吃吃喝喝，抹牌赌博，狎妓嫖娼等低级趣味和堕落行径而联系在一起的人们，也常常相互引以为“朋友”。而正派的人则往往称之为“酒肉朋友”、“青楼连襟”。如果说在这些邪恶或者庸俗的群类之中，也存在着某些类似于朋友之间“同调同好”、“相应相求”的契合因素的话，中国的语言则总是用“臭味相投”、“沆瀣一气”等词语来表达否定的感情色彩。由此可见，人，尤其是涉世未深的青年人，在结交朋友时一定要慎重选择。绝不能因为一时的挫折和苦恼，就对普世价值观和社会基本秩序进行一概否定和盲目反叛，这样就有可能将社会上某些邪恶的现象引为同调，从而误入歧途，混迹于匪类之中。

　　其次，对朋友之间相互认同程度的深浅差异，古人也进行了比较严格的划分。孔颖达在注疏《易·兑》中“君子以朋友讲习”一句时，说“同门曰朋，同志曰友”。“朋”本来是上古时代的货币单位，即“双贝曰朋”。如果加以引申，便是指两个或多个相同的事物连在一起叫做“朋”。孔颖达将“同门”的“朋”与“同志”的“友”分成两类人进行解释，表明在同一门下求学的弟子，与志同道合的友人是有区别的。如果用我们在上文中阐发的现代理论来展开说明，那么，古人所说的“朋”，就是指在同一集体中进行相同的活动而彼此接近的人；“友”则是取得了更多精神内容认同的人。参照古人划分朋友关系的这种原则，依据相互接近的内外因素不同，以及精神内容认同的深浅程度差别，我们也可以将现代生活中正当的朋友关系划分为两个大层次。

　　第一层次是由于外在条件的接近而发生横向联系的人。在这个层次中，又因为人们从事活动的身份及其内容不同而分成两类。一类是从事社会角色所规定的活动：在同一个学校学习的人称为校友，在同一个部队服役的人称为战友，在同一单位做工的人称为工友，在同一个寝室居住的人称为室友。第二类是从事社会角色以外的业余活动：一起打球的人称为球友，一起钓鱼的人称为钓友，邀约一道自驾汽车旅游或者越野人称为车友，结伴进行山地活动的人称为山友，经常一起进行棋牌娱乐的人称为棋友或牌友。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个大层次中的朋友关系是丰富多彩的。既有在体制内共同奋斗，协作配合的“同人”，也有在体制外因共同兴趣爱好而走到一起的“同调”。一个人的生活经历愈丰富，兴趣爱好愈广泛，这个层次的朋友便愈多。

　　当然，第一个层次的朋友还是比较宽泛的，因为它们只是具备了结成朋友关系的浅层次条件。俗话说，相识满天下，知音能几人。在这些相识相伴的朋友中，如果进一步扩大认同的范围，加深交流的内容，进而获得核心观念的共识和思想感情的共鸣，就成了知心知己的好朋友。这便是第二个层次的朋友关系。在这个层次上，朋友之间往往在一些关乎人生志趣的重大问题上高度默契，深刻理解，在情感上相互慰藉，在行为上相互激励，甚至在自己的人生价值和存在意义上相互依存，即所谓互相印证，互为尺度。这种最高境界的朋友，就是人们所说的知音或者挚友。战国时期的俞伯牙和钟子期就是这样一对感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知音挚友。

　　俞伯牙和钟子期的故事最早在《列子·汤问》和《吕氏春秋·本味》中只是简短的片断。到了明代，冯梦龙在《警世通言》中便将他们的故事敷衍得情节完整，生动丰富。

　　俞伯牙，名瑞，字伯牙，本来是楚国郢都（今湖北荆州）人，在晋国做官，官至上大夫。 俞伯牙从小就酷爱音乐，他的老师成连曾带着他到东海的蓬莱山，领略大自然的壮美神奇，使他从中悟出了音乐的真谛。他的琴声不仅优美动听，而且意境高远。虽然有许多人称赞他的琴艺，但他却认为一直没有遇到真正能听懂他琴声的人。他一直在寻觅自己的知音。有一年，俞伯牙奉晋王之命出使楚国。完成使命之后，他决定改走水路返回复命，也便于一路游山玩水，探访知音。不一日，行至汉阳江口，忽遇大雨如注，风急浪涌。他便命船队就近停泊在一座小山下。这一日，正是八月十五中秋节。晚上，风止雨停之后，天空现出一轮明月，江面波光粼粼。望着这迷人的景色，俞伯牙兴致大发，便命童子焚香摆琴，意欲弹奏一曲，以遣情怀。然而，一曲未了，指下“呱啦”一声，断了一根琴弦。俞伯牙顿觉惊讶。因为古人有一种说法，人在弹琴的时候，如果突然断了弦，就表明有人偷听或者预示着某种不祥之兆。他想到，若是在城郭村庄，尚可能有聪明好学，略知音律的人偷听他弹琴。而在这夜深人静的荒郊野外，莫不是仇家索命或者盗贼谋财来了吧。忙命令仆人上岸，到芦苇丛中或者树阴深处搜寻。这时忽听岸上有人答话，说：“船上大人不必生疑，小子并非奸盗之徒，乃是樵夫。只因砍柴归晚，遇到风雨，在崖石下避雨，听见你弹琴，我就听了一会儿。”俞伯牙颇不以为然地说道：“打柴之人也敢说‘听琴’二字，岂不是假话。”樵夫并不示弱，高声回答说，“大人出言谬矣！难道你没听说过‘门内有君子，门外君子至’吗？大人若欺负山野之中没有听琴之人，那么在这更深夜静的荒崖之下就不应该有抚琴之客了。”

　　俞伯牙见此人言语不俗，便进一步问道：“既然你能听琴，那么，我问你，我刚才弹的是什么曲子？”樵夫笑着回答说：“大人刚才弹的是孔子赞叹弟子颜回的曲谱，只可惜，您弹到第四句的时候，琴弦断了。”并随口吟出了第四句的歌词。俞伯牙听了樵夫的这番回答，不禁喜出望外，忙邀请他上船来深谈。

　　樵夫进船舱拜见俞伯牙之前，尽管已经摘下了斗笠、蓑衣，放下了柴刀、尖担，并且将脚上的泥水也蹭干净了，但俞伯牙看着这个粗布衣衫的乡村青年，还是有几分怠慢。又见他施礼，落座，不卑不亢，更添几分不快，于是决定考一考他。便指着手边那把属于稀世珍宝的瑶琴问道：“你既然能听琴，一定认识这把琴吧。”樵夫不慌不忙将琴的名称、来历、材质、构造、音色，以及弹奏要求和相关的古代传说，说得详详细细，清清楚楚，丝毫不差。听了樵夫的这番讲述，俞伯牙心中不由得暗暗佩服。但又担心他只有一些死记硬背的学问，接着又要樵夫理解音乐意境。当伯牙弹奏的琴声激越高亢时，樵夫说：“巍峨壮美呀！大人志在高山。”当琴声变得清新流畅时，樵夫说：“宽广优美呀！大人志在流水。” 至此，俞伯牙彻底叹服了。想不到自己渴求多年的知音就在面前。如此神交契合，真是相见恨晚。立即站起来，紧紧抓住樵夫的双手，连声说，“先生大才雅趣，失敬，失敬。”同时命仆人摆设酒宴，款待知音。席间，两人互通了姓名。樵夫名叫钟子期，就住在此去不远的集贤村。俞伯牙主动提出结拜为兄弟，日后生死不负。二人谈兴正浓，不觉月淡星稀，东方发白。俞伯牙意犹未尽，邀请钟子期随船同行几日。钟子期推辞说：“不是小弟我不愿意同行，只因家中有年迈的双亲，需要早晚侍奉。”俞伯牙又进一步邀请钟子期到晋国去。钟子期仍然诚恳地拒绝了。他说；如果我现在应承了你，回家后父母又不同意，害得仁兄在千里之外盼望，小弟岂不成了一个轻诺寡信之人。”钟子期对父母恪尽孝道，对朋友忠信诚恳的品格深深感动了俞伯牙。伯牙当即表示，自己在明年这个时候，还是到这个地方来与钟子期相会。

　　第二年中秋前夕，俞伯牙如约来到了汉阳江口，可是不见钟子期来赴约，于是他便弹琴召唤这位知音，还是不见人来。第二天，俞伯牙便离船登岸，打算到集贤村去寻找钟子期。在路上向一位老人打听，才知道钟子期不幸染病，已经去世了。老人告诉俞伯牙，钟子期临终前要求埋葬在江边。说是早与朋友约好了，八月十五在汉阳江口相会。自己要在约好的地方等待朋友到来。听了老人的叙说，俞伯牙悲痛万分。他找到钟子期坟前，整衣下拜，放声大哭。然后坐在坟前的祭台石上，心手相应，情真意切地弹起了思念朋友的歌曲。俞伯牙肝肠寸断，弹奏的曲调也悲切凄婉。可是，围观者中竟有人嬉笑。俞伯牙奇怪地问老人，是什么缘故。老人说，山野之人不懂音律，以为弹琴就是个好玩的事，所以嬉笑。于是，俞伯牙长叹一声，割断了琴弦，将心爱的瑶琴在石阶上摔得粉碎。无限悲哀地说：“我唯一的知音不在人世了，这琴还弹给谁听呢？”

　　这个故事虽然具有较浓的传奇色彩，但却寄予了人们渴望挚友的美好愿望。因此，“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的故事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华民族表达朋友情谊的集体原型意象。

　　在情真意笃的好朋友中，还有一种类型。他们在思想认识上并不完全一致，经常发生论辩或者争执。但他们都深深地被对方的学识和心理世界所吸引，认为只有对方才能真正理解自己，即使是争辩论战也是不可多得的真正对手。他们表面上各执己见，争论不休，而内心深处则是高度契合的。因而，他们在感情上同样相互慰藉，在人生价值和存在意义上同样相互依存，缺一不可。这样的朋友就是诤友，也有人称之为辩友。诤友之间既要有坚定的自信又要有高度的互信，同时双方还应该具有开阔的胸襟和以辩论为乐的志趣。可见人世间的诤友更是难得。战国时期的庄子和惠施就是这样的诤友。

　　庄子（约前369年—前286年），名周，战国时代宋国蒙（今安徽蒙城人，另说河南商丘）人。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者。后世将他与老子并称为“老庄”。庄子曾做过漆园（今安徽蒙城县）小吏，生活很穷。据《庄子·外篇·秋水》记载，楚威王曾派人邀请庄周管理楚国政事。庄子以宁为泥里嬉戏的龟而不为庙堂之龟为由，拒绝了楚威王的邀请。他一生淡泊名利，视富贵荣华如敝屣，主张修身养性，清静无为。

　　惠施（出生于约前370年，逝世于前310年）是战国时期的一位政治家、辩论家和哲学家，也是宋国人。但他最主要的政治活动区域是在魏国，他是合纵抗秦的主要倡导者和组织者。他主张魏、齐和楚联合起来对抗秦国。魏惠王在位时，惠施因为与张仪不和而被驱逐出魏国，他首先到楚国，后来回到家乡宋国，并在那里与庄子成为朋友。魏惠王死后，张仪失宠，惠施回到魏国。作为合纵的组织者，他在当时各个国家都享有很高的声誉。他因此经常为外交事务被魏王派到其它国家。

　　庄子志趣高妙，离群索居，一直过着深居简出的隐居生活。在他眼中，“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天下》）既然这样，就只好“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了。而惠子则积极入世，出将入相，过着轰轰烈烈的世俗生活。这样两个政治态度、生活情趣、生存方式迥然不同的人，按常理是很难成为朋友的。但他们都是当时的大学问家，都爱好辩论，都具有犀利无比的辩才。庄子在思想方法上主张“虚静”、“玄览”，常常喜欢用一连串的譬喻和恣肆汪洋的文辞阐发精微幽邈的道理，具有艺术家的气质。惠子是当时“名家”的代表人物，喜欢用严密的逻辑分析说明道理，具有逻辑家的禀性。他们对于研讨学问，特别是探究精深的人生哲理，都具有浓厚的热忱。所以，当惠子仕途失意，回到故国之后，自然就成为了庄子施展辩才，讨论学问的朋友了。惠子喜欢倚在树底下高谈阔论，疲倦的时候，就据琴而卧。这种态度庄子是看不惯的，但他也常被惠子拉去梧桐树下谈谈学问或者到田野上散步。庄惠之间最有名的濠梁辩论，便是他们散步时引起的。有一次庄子和惠子一同散步到濠水桥上，庄子看到水中那些白鱼在从容地游，不由感叹道：“白鱼能这样在河里从容自由地游来游去，是他们的大快乐啊！”庄子这样的感叹当然是有所寓指的。惠子也明白庄子并不是在谈鱼的快乐，但他就是不上庄子的“套”，而仍然以鱼的快乐为题，诘难庄子。

　　惠子立即说：“你不是鱼，怎么知道这是鱼的快乐呢？”

　　“你不是我，你又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呢？”庄子轻松地反诘道。

　　“对了，我不是你，所以我不知道你。而你不是鱼，当然不知道鱼的快乐与否了。”惠子满以为庄子一定无言以对了。

　　谁知庄子出其不意地来了一个迂回包抄。说道：“乱了，乱了，让我们从头理顺话题。你最先是问我‘你怎么知道鱼的快乐’，是吗？”惠子说“是”。庄子马上拍掌说道：“这就对了嘛！你在问这句话时不就是意味着你已经知道我知道了鱼的快乐了吗？我告诉你，我是在濠水桥上知道鱼的快乐的。”

　　我们可以想象，在这样充满机锋智慧，情趣盎然的辩论中，两位智者也一定是无比快乐的。像这样的辩论，在庄惠之间可以说是家常便饭，他们的友情也就是在争辩中，犹如陈年佳酿，日久愈醇。

　　最尖锐激烈的一次论战是惠子做了梁惠王的相国后，庄子去看望他。有人便向惠子进谗言，说庄子是来抢他相位的。惠子就派人在城中搜捕庄子三天三夜。庄子知道后，主动登门见惠子，并给惠子讲了个故事。说南方有一种凤凰类的鸟，从南海往北海飞，路上它“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可有一只猫头鹰弄到一只死老鼠，当它要吃时，正好凤凰从它头上飞过，猫头鹰以为是来抢它的死老鼠的，就紧张地仰头对凤凰发出了一声威吓的叫喊。故事讲到这里，庄子对惠子说：“你难道也想用你的梁国相位来‘吓’我吗？”

　　多数人根据这个故事认为，庄子与惠子不是辩友，而是论敌。并以此认定，庄子的志趣超凡脱俗，视卿相如死鼠。而惠子则是一个心胸狭窄，行为卑劣的小人。这个“惠子相梁”的故事出自于《庄子·秋水》。很可能是庄门后学，听信了误传，或者对事情的原委作了误解。并没有真正理解这两位朋友尖刻辛辣的论争风格背后所包含的真挚情谊。从他们长期的交流和互相理解来看，惠子肯定知道庄子悠然避世的态度，怎么会担心他来争抢相位呢？很可能是惠子担心自己做了相国后庄子不再理睬他。所以便利用手中的权力，派人将庄子抓来相见。或者是因为惠子在过去的论辩中，屡占下风，此次正好借用手中的权力，来一个恶作剧，以便在实际生活中再“诘难”他一次，占一回上风。如果不是这样，庄子也不可能到了相国府上，还从容镇定地讲一个寓言故事，将惠子嘲弄奚落一顿。一个用“抓捕”来强行相见，一个用鄙视相位来代替庸常的祝贺荣升，正是这两个诤友一贯的交往风格。

　　惠子死后，有一天庄子路过他的坟墓，默立了一会儿后，又对身边的人讲了一个故事。说郢地有个人，他把白土涂抹到自己的鼻尖上，那点白土薄如苍蝇的翅膀。然后请他的老朋友匠石为他削去那点白土。匠石二话不说，也不瞄准，也不运气，奔上来抡起那把大斧子，带着呼呼风声，劈了下去，白点不见了，而那郢人的鼻子丝毫未损，郢人也面不改色。宋元君听说后，就把匠石招来，让他再表演一次那个绝技。可匠石却说已不能表演给大王看了。宋元君问为什么。是你的技艺荒疏了吗？匠石说，不是。是我的那个敢往鼻子尖上涂白土的朋友死了。所以我的技艺就无从施展了。讲到这里，庄子无比哀伤地说，自从夫子（惠子）死后，我就没了谈论的对象了啊！由此可以看出，惠子对于庄子是多么重要。尽管他们一辈子总是互相攻讦辩论，谁也不服谁，但宗归谁也离不开谁。从庄子的叹息中，我们可以想见到，惠子死后，他的寂寞与孤独，悲痛与哀伤，怀念与惋惜之情是多么深沉。这就是诤友之间，在情感上相互慰藉，在生存价值上相互依存的典范。

　　三、推己及人，增进友谊

　　既然我们已经知道，朋友是人生中，精神上的同调，志趣上的同好，行为上的同伴，是不可缺少的人际关系。那么，应该怎样维护朋友关系，增进朋友情谊呢？在这个问题上，先哲时贤们都有很多至理名言。如果我们选择精要进行归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就是要奉行“忠恕之道”。

　　“忠恕之道”既是儒家标榜的理想人格，也是施行仁爱，处世待人的方法。奉行“忠恕之道”的思想方法，便是推己及人，设身处地，为朋友着想。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 雍也》）可见，施行仁爱方法的关键是推己及人。自己想要有所建树，先要帮助朋友树立起来；自己想要达到一个目标，先要帮助朋友达到目标。对于推己及人方法这个正方向上的主动作为，儒家称之为“忠”。对于推己及人方法在反方向上的被动承受行为，儒家称之为“恕”。孔子解释“恕”的含义，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也就是说，自己不想要的，不要强加于别人。从这正反两个方面推己及人，就构成了儒家圣贤们终生奉行的“忠恕之道”。在《礼记》中，儒家对“忠恕之道”又进行了丰富具体的阐发。从肯定的方面行事，就应该“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礼记·中庸》）从否定的方面行事，就应该“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礼记·大学》）

　　以“忠恕之道”推己及人，施行仁爱，贵在自觉，从自己做起，从点滴做起，切不可私利优先，对待自己与对待别人分别实行双重标准。如果相反，即使是初步结成的朋友关系也会破裂，甚至反目成仇。春秋时期的鲍叔牙对待管仲，真正自觉地做到了“己有所欲，先施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而，他们之间的朋友关系成了千古传颂的光辉典范。

　　管仲和鲍叔牙都是春秋时期的齐国人，年轻时就交上了朋友。当年，管仲家里很穷，又要奉养母亲。鲍叔牙知道了，就找管仲一起投资做生意。做生意的时候，因为管仲没有钱，所以本钱几乎都是鲍叔牙拿出来投资的。可是，分红利的时候，管仲却比鲍叔牙拿得还多。鲍叔牙的仆人看了就说：“这个管仲真奇怪，本钱出的比我们主人少，分钱的时候却拿的比我们主人还多！”鲍叔牙却对仆人说：“不可以这么说！管仲家里穷又要奉养母亲，多拿一点没有关系的。”有好几次，管仲帮鲍叔牙出主意办事，反而把事情办砸了，鲍叔牙非但不生气反而还安慰管仲，说：“事情没办好，不是因为你的主意不好，而是因为时机不好，你别介意”。管仲曾经当过三次官，三次都被罢免了。鲍叔牙逢人便说，这不是管仲没有才干，而是没有遇到真正赏识他的人。管仲和鲍叔牙一起去打仗，进攻的时候，管仲躲在后面，大家就骂管仲贪生怕死。鲍叔牙马上替管仲解释说：“你们误会管仲了，他不是怕死，他得留着性命回去照顾老母亲。”管仲听到之后非常感动，说：“生我的是父母，了解我的人可是鲍叔牙呀！”

　　在公子诸当齐国国王的时候，鲍叔牙和管仲分别辅佐公子小白与公子纠。由于齐王诸每天吃喝玩乐，不理朝政，鲍叔牙和管仲都预感到齐国将会发生内乱。于是，鲍叔牙就带着公子小白逃到莒国躲避，管仲则带着公子纠逃到鲁国。不久之后，齐王诸被人杀死，齐国真的发生了内乱。于是管、鲍二人各为其主，都想让自己辅佐的公子当上国王。管仲想杀掉公子小白，让公子纠顺利当上国王。可惜管仲在暗算小白的时候，把箭射偏了，小白没死。鲍叔牙则带着小白比管仲和公子纠早回到齐国。小白也就当上了齐国的国王，史称齐桓公。小白当上国王之后，就让鲁国把公子纠杀死了，把管仲就地囚禁起来。随后又想任命鲍叔牙当宰相，帮助他治理国家。鲍叔牙认为自己没有当宰相的能力，便大力举荐被囚禁在鲁国的管仲。鲍叔牙说：“治理国家，我不如管仲。管仲宽厚仁慈，忠实诚信，能制定规范的国家制度，还善于指挥军队。这些都是我不具备的。所以陛下要想治理好国家，就只能请管仲回来当宰相。”齐桓公不同意，他说：“管仲当初射我一箭，差点把我害死，我不杀他就算仁慈了，怎么还能让他当宰相呢？”鲍叔牙进一步辩解道：“我听说贤明的君主是不记仇的。更何况当时管仲是为公子纠效命。一个人能忠心为主人办事，也一定能忠心地为君王效力。陛下如果想称霸天下，没有管仲就不能成功。您一定要任用他。”齐桓公终于被鲍叔牙说服了，请管仲回到齐国，当上了宰相。从此，管仲亦辅佐齐桓公，推行改革。在政治上，实行国、野分治的参国伍鄙之制，即由君主、二世卿分管齐国，并在国中设立各级军事组织，规定士、农、工、商各行其业；在经济上，实行租税改革，对井田“相地而衰征”，并采取了若干有利于农业、手工业发展的政策。鲍叔牙力荐管仲当上宰相以后，自己甘愿做他的下属，并告诫子孙必须恪尽职守。所以，鲍叔牙身后十几代子孙都在齐国为官，广受君王封赏，其中许多还成为有名的贤臣。在管、鲍二人殚精竭虑地辅佐之下，齐国很快强大起来。所以，管仲和鲍叔牙，不仅是贤臣的楷模，也是契友的典范。

　　第二、与朋友相处，一定要注意礼节；与朋友相交，一定要注重信义。

　　朋友之间的身份人格是最平等的，没有尊卑贵贱的差别。固然无需拘泥于上下等级的严格礼数。但也不能因此而放纵自己的个性。一味放纵自己的个性，单方面要求别人适应自己，实际上是对朋友平等地位的蔑视。这样处朋友是不可能长久的。朋友之间可以不讲虚礼，但应该互相礼貌，彼此尊重。民间常说，要想获得别人的尊重，首先自己要学会尊重别人。孔子也说，“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有一个西方的儿童小故事也形象地说明了这个道理。有一个小男生性情暴躁，动不动就向身边的人发脾气。父亲经常教导他，但收效甚微。有一天，父亲给他一把钉子，建议他每向人发一次脾气，就在庭院的木篱笆上钉一颗钉子。一段时间过后，木篱笆上钉了一大片钉子。父亲便趁机开导他说：“你看，你周围亲近的人都被你的暴躁脾气变成了钉子。多么危险哪。以后可要克制自己，改变对人的态度哟。”小男生决心改正。父亲为了让他长记性，时时约束自己，又建议他每一次克制了自己不发脾气，就将钉上去的钉子拔掉一颗。又过了一段时间，木篱笆上的钉子虽然被全拔掉了，但却露出了许多黑洞洞的小眼。父亲指着那些钉眼，又进一步启发他说：“你看，这些被你发过脾气的人，内心深处都受到了伤害。你应该尽快修复他们，与他们交朋友。”说着，提来一桶油漆，建议他每交一个朋友，就用油漆涂掉一个钉眼，并刷新一片木篱笆。又过了一段时间，钉眼被全部涂掉了，庭院的木篱笆也被油漆得焕然一新。至此，父亲非常高兴地对儿子说：“你看，由于你努力克服了性格弱点，不仅我们家的庭院变得更美丽，你自己的人生道路也将会阳光普照。”

　　再说信誉。人在处世为人的各个方面都是要讲信誉的。不过，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人们是在权利和义务对等制约的前提下讲信誉的，信守承诺，履行义务的结果是获得相应的权利。而在朋友交往的过程中，由于互相帮助，有求有应，互相邀约，协调行为的机会很多，更应该言必信，信必果。而且由于朋友关系不是一种权利与义务对等制约的功利关系，因此朋友之间兑现承诺，馈赠礼物是不图回报的。常言说，施恩图报非君子。朋友之间讲信誉所遵循的“义理为重”的原则。所以，人们称之为信义。有的人以为，朋友之间交往没有一个什么约束性原则，往往有言而无信，轻诺而寡信。这样的人，为了在朋友面前虚构自己的形象，（或者是神通广大，无所不能；或者是古道热肠，急公好义；或者是排忧解难，有求必应等等）当面说大话，吹牛皮，满应承，过后却置之不理，把自己的承诺抛到九霄云外。这样不讲信义的人不仅耽误了朋友的事情，最终也给自己的形象涂上了黯淡的色彩。古代圣贤在与朋友交往中，不但守信重诺，并且经常反躬自问，检查自己是否无意中有所疏忽。正如曾子说的，“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在俞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中，让他们成为朋友，相见恨晚的，是他们共同高深的音乐造诣；而真正感动中国千百年的，则是钟子期一再守信重诺，致死践约的诚信品德和俞伯牙珍视友情，义薄云天的悲壮行为。

　　第三、朋友之间应该经常直言劝告，开展批评。

　　人们结成朋友关系，一般是由于部分的思想相通，情感相依，行为相随。而其他方面的修为和素养则往往各有短长，而这又正好形成互补关系，以便互相取长补短，共同提高，日臻完善。因此，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朋友之间要细心地观察，诚恳地学习对方的长处和优点，即所谓见贤思齐，从善如流。与此同时，如果发现自己的朋友有什么缺点错误或者不足之处，也应该开诚布公地直言劝告，及时批评。朋友相处完全不涉及对方的缺点或短处，只是言不由衷地一味奉承吹捧，不外乎两种原因：一是假交友，真牟利，用曲意迎逢的手段讨好对方，麻痹对方，以便从对方获得自己图谋的利益。二是双方交情不深，唯恐观察不准，交浅言深，伤害了对方。真正知心知己的好朋友，相互之间是经常开展批评的。毛泽东与柳亚子之间的诗词唱和，就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朋友之间开展真诚的批评劝告的高雅典范。

　　柳亚子是辛亥革命前一个影响很大的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发起人，并坚持始终的主要成员。他的道德文章和对中国民主革命的贡献，在国共两党的高层中都是有口皆碑的。1903年，他年仅16岁时，就公开发表了《郑成功传》、《中国立宪问题》等文章鼓吹革命，反对腐朽的清王朝。19岁就加入了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他又反对南京政府的妥协行为，参加反对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斗争。他在担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常委兼宣传部长期间，与共产党人密切合作，同国民党右派进行坚决斗争。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他对国民党更加丧失信心，并多次声讨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皖南事变”后，他因极度痛恨反动派把持国民党军政高层，而拒绝参加国民党的中央全会，被开除党籍。1947年，他在香港发起组建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始终是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拥护者，对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多有支持，并寄予厚望。可以说，他是共产党人真诚的挚友。

　　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亲自邀请柳亚子到北京参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建工作，共商国是。毛泽东亲自邀请柳亚子，不仅因为柳亚子是共产人长期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挚友，而且还是毛泽东本人多年诗词交流的文友。毛泽东最有影响，也最能折服所有文人墨客的词《沁园春·雪》，就是1945年在重庆谈判期间，应柳亚子的要求，抄赠给他的。由此，这一首意境雄浑，气势磅礴，文辞华美的杰作才得以公之于世。柳亚子到达北京后，由于还抱有自己多年从事社会活动和政治斗争所追求的理想主义色彩，再加上旧式文人的气节和孤傲性格，对当时各方面的环境都不适应。于是便有感而发，给毛泽东写了一首七律诗，发泄了自己的牢骚，表达了准备归隐林泉的打算。

　　柳亚子在这一首题为《感事呈毛主席》的诗中写道：

　　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
　　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驩。
　　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
　　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

　　柳亚子在诗中，心悦诚服地赞颂了毛泽东主席的丰功伟绩，表明了自己对革命的一片赤胆忠心；同时又自恃才高，自鸣清高，感到不受重用。便借冯驩客孟尝君门下的典故，发牢骚，希望回故乡隐居。

　　毛泽东看到柳亚子的这首诗之后，出于革命事业的需要，也出于对朋友情谊的珍惜，便以《和柳亚子先生》为题，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九日给柳亚子写了一首七律：

　　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
　　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莫道昆明湖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毛泽东在诗中，情真意切地回忆了两人过去多次以文会友的难忘时光之后，对柳亚子进行了委婉的批评和诚恳的挽留。这个故事，不仅为当代旧体诗坛催生了两首杰作，也为朋友之间开展诚恳的批评留下了一段佳话。

来源：《情感十讲》
责任编辑：许蕾